摘要：在山东省中、北部流传着河北枣强移民传说，而相关资料查无实据，一直困扰着研究古代移民历史的爱好者。笔者认为“河北枣强”移民发生地不在河北省枣强县，而是发生在“黄河北的枣强”这个地方。通过查阅有关史籍和调查走访，“河北枣强”在今江苏省邳州市岔河镇良璧村。

关键词：河北枣强、移民

一、河北枣强移民传说流传范围。

在山东省济南、淄博、潍坊等地，有很多人自称其祖先是河北省枣强县移民，且迁徙时间集中于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在今天的章丘、寿光、博兴、惠民等县市该传说尤为突出。据说当时有多达三十五万人从河北枣强移民到山东中、北部。据有关资料显示，章丘市的枣强移民村落占村落总数的36.5%，寿光市的枣强移民村落占村落总数的16%，博兴县枣强移民村落占61.5%，惠民县占到了84%，其他地区也有大量分布。在清末民初编篡的大量乡土志中也有一些来自河北枣强的移民记载。如《长山县乡土志·氏族》收录的九个大姓中，有王氏、李氏等七个姓来自枣强，其中五个姓氏迁于洪武二年，一个姓氏迁于洪武四年，一姓迁于永乐四年。另一个大户刘姓，于洪武二年迁于枣强附近的宁津。只有徐氏来自江苏昆山，但时间也是洪武二年。《章丘县乡土志》的记载在清末该县的七个大姓中，有五个宣称来自枣强。五个大姓中，焦氏、胡氏、高氏称迁徙于“明初”，谢姓声称迁于洪武二年，只有张氏称迁徙于金章宗承安四年（1199年）。我们对《广饶姓氏考》（2008年版）一书的移民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广饶县553个村庄社区，203个姓氏，其中从枣强县移民的涉及271个村，90个姓氏。又其中有17个村庄的某姓氏由山西或河南经枣强县中转后分发到广饶县；其余的254个村则记载从枣强迁出。那么，如此众多的枣强移民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是否真的迁于明朝初年和河北省枣强县呢？

二、河北省枣强县是移民发源地可能性排除。

从正史和地方志记载资料分析。《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关于移民的建议：“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目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亦。”朱元璋采纳了刘九皋的建议并作出决定：“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

1、据《明史》和《明实录》等记载，明初移民始于洪武三年（1370年），止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历时四十七年共十八次，前三次移民是为了建设中都凤阳，所有移民全部安置到凤阳。而真正意义的移民开始于洪武二十一年。洪武年间徙民九次，建文年间徙民一次，永乐年间徙民八次。永乐年间移民全部到北平及附近地区，不多赘述。洪武年间移民到河北及山东的有关信息摘录如下。

（1）公元1388年。《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徙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闲旷之地。”

    《明史》卷三载：“（洪武二十一年）八月癸丑，徙泽、潞民无业者垦河南、北田，赐钞备农具，复三年。”

    （2）公元1389年。《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载：“（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

（3）公元1392年。《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载：“（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等往谕山西民愿迁居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七府徙者凡五百九十八户。”

《明史》卷七十七载：“其移徙者，明初，当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濠，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余户，散处诸府卫，籍为军者给衣粮，民给田。又以沙漠遗民三万两千八百余户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开地千三百四十三顷。复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众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于东昌、兖州。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太祖时徙民最多，其间有以罪徙者。建文帝命武康伯徐理往北平度地处之。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

从以上移民记录分析：明朝初年，所有移民信息几乎都有详细记载。冀州一带是移民迁入地区之一，而不是移民迁出地区。最早的移民记录是洪武三年迁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余户，这是在朱元璋统治的大后方进行的。而许多认同枣强移民的记载年代是洪武二年和洪武四年，是不符合实际的。洪武二年到洪武四年正是徐达挂帅北伐期间，明朝廷统治尚未稳定，无法实施大规模移民。而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移民598户尚有记载，却没有枣强移民35万相关记载，可见洪武年间枣强县对外移民是不存在的。

与大槐树移民、小云南移民到十九世纪才引起人们普遍关注不同，枣强移民在明代已经被人提及。如明嘉靖年间的户部员外郎李开先曾经指出：“章人由枣强徙居者，十常八九”。但是，我们查阅《明太宗实录》发现，在官方记载中，移民的流向恰恰与之相反。永乐元年十二月，刑部尚书郭资等奏报：“真定枣强县民初复业，加以蝗灾，流殍者众。今天寒，祈遣人核实，以施赈济。”朱棣认为当地“民困如此，济之如当救焚拯溺，少缓即无及”，于是下令马上遣官赈济。朱棣的迅速反应间接证明当地确实破损严重，亟需休养生息。《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七年）六月庚午，山东安丘县民邢义等言：本邑人稠地隘，无以自给，愿于冀州枣强占藉为民。从之。曾命户部徙青州诸郡民之无业者居冀州，凡徙八百余户。”这些记载证明明初的移民是从山东青州等郡徙民到冀州枣强县。可见，李开先所指的“枣强”移民，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另一个“枣强”，而不是河北省的枣强县。

明嘉靖版《枣强县志》和康熙版《枣强县志》也没有枣强县对外移民的记载。

2、从户籍资料分析。据《元史·地理志》记载：枣强在元代属于中等县。至元三年（1337年）元朝朝廷规定：“六千户者为上县，二千户以上者为中县，不及二千户者为下县。”结合真定路其他各县人口规模多为“下”县判断，元代枣强的户数应该仅仅超过二千户。《真定府志》载：枣强县人口资料如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在册1352户，7731口；永乐十年（1412年），在册1953户，9847人。可见，无论是在元代还是明初，枣强县人口皆不及万人，若其对外移民则没有人口来源支撑。

3、再从明朝的户籍管理制度分析。明朝初年为了加强户籍管理和恢复农业生产，同时方便赋税征收，朝廷禁止民户迁徙。《明史》载：“太祖藉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藉上户部，贴给之民。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凡逃户，明初督令还本藉复业，赐复一年。老弱不能归及不愿归者，令在所著藉，授田输赋。正统时，造逃户周知册，核其丁粮。凡流民，英宗令勘藉，编甲互保，属在所里长管辖之。设扶民佐贰官。归本者，劳徕安辑，给牛、种、口粮。又从河南、山西巡抚于谦言，免流民复业者税。”又载：“凡附藉者，正统时，老、疾、致仕、事故、官家属，离本藉千里者许收附，不及千里者发还。景泰中，令民藉者收附，军、匠、灶役冒民藉者发还。”可以看出，明朝景泰年间之前户籍管理相当严格，所有逃难户和流民即使在居住地有了户籍，原籍在千里之内的除限制条件以外的全部发还原籍。传说的枣强移民地区距离枣强县不过几百里，若有流民或难民必被遣返。因此枣强县不存在难民迁徙到山东省北部。

4、移民经枣强县中转可能性排除。明朝初年山西移民经由河北枣强中转山东北部，也是不可能发生的。枣强县位于山西洪洞县的东北方向，同时位于山东省的西北方向，三地形如三角，枣强县位于三角形之顶，假使真有山西洪洞县移民迁徙，移民只会直接前往目的地，不会绕道西北数百里，再折往山东。况且洪洞县大槐树移民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大槐树移民发生在金国统治时期的江苏省邳州市。河南省移民到山东北部更是无稽之谈。

从以上史料记载分析，河北省枣强县移民到山东省中北部是不存在的。真正的“河北枣强”移民发生地必定另有源头。

三、论证河北枣强移民发源地，必须明确两个概念：“河北”和“枣强”。首先，我们必须分清“河北”和河北省。行省制度开始于元朝，发展于明清。元朝时期朝廷设置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时称“都省”。元朝在全国共设十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而河北、山西、山东和内蒙古等地则称为“腹里”，由中书省（中央机构）直接管理。而明朝开国以后沿用的是元朝的行省制度。直到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改元朝之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主管民政；又设提刑按察使司掌刑狱；都指挥使司掌军政，合称都、布、按三司。除京师、南京为明朝都城外，计有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十三个布政使司。京师（永乐十九年迁都顺天府改为京师）又称北直隶，南京在迁都北平后称南直隶。此即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为十五省，为明直辖地区的行政区划。元明两朝不存在河北省，明朝洪武九年以前也没有山西省。之前所谓的河南、河北指的是黄河以南和黄河以北，不是现代意义的河南省和河北省。同理，山东、山西指的是太行山脉以东和太行山脉以西地区，有别于现代的山东省和山西省。因此，河北枣强移民的“河北”，指的是“黄河以北”而不是河北省。其次，要明确“枣强”的概念。“枣强”可能是乡、村、渡口名称，可能是特定地名，也可能是“枣墙”，不能特指“枣强县”。

四、邳州市岔河镇良璧村是河北枣强移民发源地论证。

江苏省邳州市位于江苏省北部，属于徐州市辖县级市，2019年邳州位居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第37位，人口196万，为江苏省人口第二大县。邳州北部有三处国家级古人类文化遗址，分别是四户镇的“大墩子文化遗址”以及戴庄镇的“刘林文化遗址”和“梁王城文化遗址”。邳州有六千余年的文明史，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聚居区，是江苏文明发祥地之一，也是少昊文明典型代表区。邳州西北与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接壤，北与临沂市兰陵县连接，东北与临沂市郯城县为邻。邳州古称下邳、邳国，等等。邳州是江苏的“北大门”，也是山东的“南大门”。“其地北控齐鲁，南蔽江淮，西走梁宋，东俯朐海。魏晋以来为重镇，盖水陆之要冲，南北之襟喉。”邳州西周至北宋期间历史变迁不多赘述。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后，金太宗天会七年（1129年）邳州属山东西路，1221-1223年为山东行省所在地。元朝属山东西路。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为南京中书省邳州直隶州，洪武四年（1371年）改中都邳州直隶州。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南京淮安府邳州。邳州境内北部有东西向山地丘陵，其他大部分为平原，邳州各地海拔多数在21-25米，地势低洼平坦。邳州境内河网密布，属于黄淮水系。沂水、泇水、汶水、武水、大运河、故黄河（泗水）、古黄河穿境而过，河湖纵横交错，水网密集。山东省西南有微山湖，南为中运河，向东流经台儿庄进入邳州境，东去汇入骆马湖。邳州古称“洪水走廊”。

良璧，古称羊陂，又称良陂，位于苏北鲁南两省交界处，现属江苏省邳州市岔河镇，民国之前属邳州偃武乡。《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十三陂遗址”指的就是良璧。今村周围仍有十三个土墩（陂），其下均为古墓群。村内有大量的历代遗址、遗物，如古唐槐（树龄约1400年）、唐贞观五年兴建的兴化院遗址和汉代石羊等等，有6000年以上文明史。古代良璧是闻名百里的大镇，解放后曾经被称为“小上海”。《邳州志》记载：“梁王城北数十里为良璧，元时兴化院在焉。碑所称栋宇膠葛，楼观栉比。殆明以前一巨镇。旧有僧坊、牙埠、牲畜四至，岁人常巨万。比年以来，户口彫攰，为狐兔所窟宅……。”可见，明代以前良璧是个大镇，人口万人计。良璧是邳州市平原地带海拔最高村之一，平均海拔在29－31米。良璧村北古黄河两岸古代有天然形成的枣树墙，当地村民称之为“枣墙”，也称“枣强”，至今留有遗迹。

论证邳州是河北枣强移民发源地，不得不提黄河“夺淮入海”。黄河在1194年至1855年以淮河的河道作为出海口。根据史料记载，黄河曾有数次侵夺淮河流域，但为时较短，对淮河流域改变不大。唯1194年第四次大改道后，淮河流域的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和山东西南地区成了黄河洪水经常泛滥的地区。黄河长达661年的侵淮，使得淮河流域的水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也给黄泛区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灾难。《书经·禹贡》载：“九河既道。”说的是远古时候古黄河下游分九支入海。到齐桓公元年（前685年），“九河”已“塞其八流”。而曾经的黄河九河形成的水系仍然遍布下游地区，邳州就是典型的黄泛区。古邳州城南是泗水，1194年黄河改道之后，泗水又称为黄河。良璧村北的黄河也是古代黄河分支之一。黄河虽然“九河塞其八流”，但黄河不时的改道造成的灾害屡见于史籍中。

正因为黄河改道造成的灾害，才导致了深受洪水之害的先民大量逃离家园。通过史籍分析，“河北枣强”移民时间段是公元1194年至1213年，人员来自于金国统治时期的邳州。具体分析如下。

1、黄河决口史料记载。《宋史·高宗纪》载：“建炎二年（1128年）冬，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军。”《五行志》载：“金明昌五年（1194年）河决阳武，注梁山泊，复分为二。一合北清河入海，一合南清河入淮。”“自建炎二年（1128年）以后终金之世，率皆分支，南下徐、邳。迄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始改趋陈颖（古地名，在河南省），经徐、邳凡百六十一年。”结合黄河“夺淮入海”的历史可以看出，1128年北宋名将杜冲决黄河水阻止金国军队造成的灾害只是暂时的，对下游造成的影响不是很大。而造成灾难性后果的黄河水患始于金明昌五年（1194年）。这是河北枣强移民（实为难民，以下姑且称为移民）逃离邳州的起始时间点。

2、相关年代人口史料分析。《寰宇记》载：北宋崇宁年间（1102年-1106年）邳州（北宋称淮阳军，含下邳、宿迁二县）有民76887户，154130口。《金史》卷八十一载：“皇统二年（1142年），时邳州土贼啸聚，几二十万，蒲里特军三千，分为数队急功之，贼溃去。”从1142年邳州农民起义军规模和被镇压分析，当年的起义军没有组织性，也缺乏战斗力，必然是邳州当地贫苦农民。起义军人数接近20万，加之没有参与起义的老、弱、病、残、妇、幼、兵、商、士和地主阶层，邳州（含下邳、兰陵、宿迁三县）在1142年人口约50万人，12万户。推测理由：；一是金国统治时期的邳州的管辖范围增加了兰陵县。而兰陵县在北宋崇宁年间是望县，户2万余，超过4万口。因此北宋崇宁年间邳州（包含兰陵县）的人口基数应该是约10万户，20万人。二是四十年的人口自然增长，邳州人口超过50万。到金明昌五年（1194年）邳州原住民约80万人，超过13万户。《金史》载：“贞祐初（1213年）邳州户二万七千二百三十二。”贞祐初年（1213）年的户籍统计资料显示只有27232户，户数比金明昌五年（1194年）减少约10万余户，减少约60万人。据邳州志记载：绍兴十年（1140年）宋金决战于邳州泇口镇之后，到贞祐初年（1213年）七十余年，邳州没有发生战争，除了黄河水灾，并没有发生其他自然灾害，可见邳州人口减少的原因只能是黄河水患。因此，黄河改道邳州造成的难民逃离时间段为1194年-1213年，所谓的“河北枣强”移民最确切的年代应该是公元1195年至1200年。

3、邳州是河北枣强移民来源地分析。《邳州志》记载，黄河决口之后，邳州是“洪水走廊”，邳州大部积水丈余，即平地积水三米多深。黄河之水从山东微山湖方向而来，在邳州北部古黄河、中部漕河、南部黄河自西向东穿境而过，汇入骆马湖，之后向南流往淮河入海。西边是洪水，东边也是洪水，南边还是洪水。每当水灾来临，西、南、东三个方向皆是洪水，人们只能选择向北逃难，然后渡过北清河（现黄河），逃往地势高亢的山东省中北部。难民选择逃往山东中北部另一个原因是山东是当时最富裕的地方，相当于现代的长三角地区。《金史》卷一百十七载：“虽然，陛下必欲去归德，莫如权幸山东。山东富庶甲天下，臣略有其地，东连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淄、齐。”可见，水灾期间，山东南部深受其害，只有逃往山东中部北部才是最佳选择。除了黄河水患，邳州水患还来自沂蒙山区。每当汛期，沂蒙山区南部的雨水通过沂河、西泇河、东泇河等河流泄入邳州境内。历史上来自泇河的水灾最近的一次是1957年初秋，邳州大部分平原被山东客水淹没，邳州几十万人被转移到附近的山上，良璧只有街道附近没有被水淹没，其他皆处泽海之中。

良璧村北为古黄河分支，一直被当地村民称为“黄河”。河上有桥名“登龙桥”，又称“石桥”。1855年黄河改道之后，古黄河慢慢消失，该河道被改造成良田，现在只有遗迹“石桥窝”。邳州地方志记载可以佐证该河道的存在。《邳州志》载：“贞祐三年（1215年）红袄贼数万破邳州岗子崮，得船数百艘，将夸河为乱”。地方志记载：1215年红袄军六万余人在良璧（石兰社）、岗子崮（在良璧东北方向三公里）和楚墩（在良璧正东三公里）一线与金军交战，大败金军，缴获战船七百余艘，操练水兵，准备攻打邳州城区的金军。可见1215年时良璧古黄河战略地位很重要。古黄河南岸有建于唐贞观五年（631年）的兴化院，当地村民称“兴化寺”或“大寺”，有库房36间，奉铜像26尊。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重修兴化院碑记现存邳州博物馆。北岸有建于北宋早期的天齐庙，天齐庙东有子孙堂、领官庙和贞姑奶奶庙，构成“天齐庙群”。当地村民人尽皆知：“先有河南兴化寺，后有河北大天齐。”所指就是兴化院和天齐庙建造的先后顺序。良璧古黄河北岸千百年来有一道野生酸枣树形成的天然屏障，被称为“枣墙”。上世纪六十年代被砍伐时其长度千余米，枣树直径约十厘米。《邳志补·物产》载：“酸枣，树小实酸……一名橪，《说文》：橪，酸小枣，丛生。邳多生于断岸荒芜，其仁入药。”酸枣树是丛生植物，其树干和枝条上长满一寸多长的硬刺，只要长成很难逾越，形成天然屏障，正如一堵墙壁。而其生命力特别顽强，无论是刀砍和火烧，来年依然会茁壮成长，所以良璧人也把这段“枣墙”称之为“枣强”。邳州及其附近很多地方的名字里有“枣”字。比如：山东省枣庄市，距离邳州市岔河镇不过五十公里；岔河镇明清以前有古村落“枣林庄”，是良璧出村渡口，距离良璧仅二公里；良璧村西有古地名“洪枣林”，现称“洪林”；戴庄镇有“枣庄营”，距离良璧不过二十公里。如此多古村庄有“枣”字，充分说明邳州古代枣树众多。

古代良璧是重要交通要道。《邳州志》记载：“(偃武乡)石埠社在城西北,疃上社在其西，有礓石、涛沟二河；石兰社在城北少西。”1953年石埠社划为山东省兰陵县管辖，现属兰陵县南桥镇。另有记载，石兰社只有一个村：良璧。石埠在良璧北偏东方向，距离约十六公里，其西北方向三公里处西泇河上有老鸪巷桥。通过调查走访当地老年人，该段河道当地人也称之为老鸪巷河。老鸪巷桥又称老鹳巷桥，原名中济桥，是邳州跨越西泇河的唯一桥梁。始建于唐代，再建于明代天启七年（1627年），明代大桥毁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现老鸪巷桥位于原桥址北约500米，为郯夏公路的重要桥梁之一。古代出邳州进入兰陵的西北通道就是从良璧去往老鸪巷桥，然后北上山东各地。邳州最北的四户镇古称为“四湖”，其临近的邹庄镇境内的250省道汛期时经常被洪水淹没。黄河“夺淮入海”期间，每当洪水来临，沂河与西泇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多数被水所淹，难民北上必然途经地势高亢的良璧。良璧有两处善堂安顿难民：北门善堂（建筑面积640平方米）建于北宋初年；西门善堂（建筑面积600平方米）建于北宋中期。一个村同时建有两处善堂在邳州是唯一的，充分说明良璧在古代交通重要性。可见，黄河在1194年改道邳州，邳州的先民们家园被洪水摧毁，庄稼失收，田地被河水侵占，人们不得不北上逃离故土。而逃离的路径就是从邳州各地沿官道北上，途经良璧村的登龙桥跨过古黄河。而黄河水急浪大，只有黄河北岸的“枣树墙”为难民指明了道路，防止人们跌落河中，这段枣树墙成了渡河难民的“救命墙”。“河北枣强”深留在难民及其后裔记忆中。章丘县的张氏族谱记载其始祖迁徙于金章宗承安四年（1199年）才是最真实可信的，与黄河改道难民北上年代相吻合。

良璧附近金、元时期消失的古村落可以佐证黄河改道造成邳州先民的迁出。台前庄，位于良璧兴化院东北二公里，始建于西汉，面积40亩；小台子，位于良璧兴化院东一公里，始建于西汉，面积25亩；谭王庄，位于天齐庙西，始建年代不详，面积30亩；无难庄，位于良璧东三公里，始建于隋初期，面积50亩；皇甫村，位于兴化院西，始建于唐初期，面积70亩。这些古村落位于良璧古黄河两岸，海拔高度相对较低，消失于金元时期，邳州其他地区受到的水害可想而知。

综上所述，公元1194-1213年，邳州的先民因黄河水灾逃难山东中部和北部，逃离时经过良璧村古黄河北岸的“枣强”，逃难人口数十万。

几乎所有枣强移民后裔都说自己的祖先来自明洪武二年和四年的直隶州。邳州在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五年期间是直隶州，而冀州是在朱棣迁都北平（1421年）之后才升为直隶州，两地时间差五十余年。因而移民后裔所谓的始祖来自“直隶州”只可能是邳州，而不会是冀州。黄河改道年代正是金国统治末期，政局动荡，宋、金、元战争不断、“红袄军”农民起义等战争此起彼伏；加之终元之世，元朝廷注重征讨四方、政局不稳，加之黄河水患、“红巾军”起义、元明战争等等，曾经的难民一直没有得到户籍。直至明朝建立，百废待兴，朝廷实行户籍登记制度，之前的难民才会取得合法户籍，有关地区才会有始祖于洪武初年迁入的传说。结合部分移民是大槐树移民经过枣强中转之说，而良璧是“偃武大槐树”移民发源地，恰恰印证了枣强移民来自邳州。

“大槐树”是良璧村内数棵唐代槐树；“枣林庄”是良璧出村渡口；“老鸪巷”是良璧附近泇河上的一座桥，也曾经是西泇河的地方名称。正如“偃武乡大槐树移民”、“山东枣林庄移民”、“老鸪巷移民”一样，“河北枣强”不过是良璧古黄河北岸的枣树林，这些特定名称不过是移民迁徙路途上的关键记忆节点。之后的数百年来，不同地区的移民后裔关于移民迁徙路线记忆的侧重点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迁徙名称。这些移民来源地都在江苏省邳州市及其附近地区。前者是1214年后红袄军农民战争造成山东和苏北难民南下，是难民后裔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表述；而“河北枣强”移民实质是黄河水患造成的邳州灾民北迁。“河北枣强”移民早于前者约十五年，不排除同一时期逃难到北方各地的难民有的也自称是“偃武大槐树移民”。历史上途经良璧村的大型移民有两次：第一次是1200年前后的黄河改道造成的难民北上，难民迁徙方向是由南向北，包括“河北枣强移民”和“偃武大槐树移民”，难民主要来源于金国统治时期的邳州，人数约60万；第二次是1214年到1219年的红袄军与金国的战争造成的难民南迁，包括“偃武大槐树移民”、“老鸪巷移民”和“山东枣林庄移民”，难民来源于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移民的迁徙方向是由北向南，人数百万之众。各类自然灾害和战争灾难摧残着饱经磨难的先民们，曾经见证难民艰辛的“大槐树”、“枣林庄”、“老鸪巷”和“枣强”依然存在于邳州大地上。

参考文献：[1]《宋史》

[2]《金史》

[3]《元史》

          [4]《明史》

          [5]《明实录》

          [6]《邳州志》

          [7]《枣强县志》

      [8]《真定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