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郭子化化名庞沛霖，以行医作掩护，同七叔郭春湖一起肩挑药箱，从徐州步行三日来到枣庄，投宿到枣庄洋街南门外西小巷宋家店。18天后，郭子化在枣庄老街西门外鸡市口租了两间草屋，开设了一间中药铺——“同春堂”药店。

这年冬天，郭子化卖掉怀表作路费到沛县小屯，找到了中共党员丛衍瑞、丛林、丛慎为、冯德为等人，恢复成立了中共沛县大北区委，丛衍瑞、丛林先后任区委书记。其后又将丛林调到枣庄工作。

1933年春节后，郭子化在枣庄老街鸡市口将简陋的“同春堂”扩建成了条件稍好的药店。为了掩护党的工作开展，郭子化还将夫人曹氏从邳县老家搬来枣庄，丛林、郭志远、肖平等年轻人当司药。

郭子化在枣庄矿区开展工作的同时，还注意在医药界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在距“同春堂”药店北约30米有家广仁医院，经过了解，这家医院的医生褚雅青,系微山张阿人，为人性格豪爽，追求真理，郭子化很快发展褚雅青为中共党员。褚的夫人袁化坤追求进步，后来也加入了中共党组织。接着，郭子化又与南马道德顺兴药店的共产党员取得了联系，扩大了枣庄党组织的力量。

郭子化在枣庄开展工作时十分重视隐蔽斗争的特点和方法，慎重发展党员，将秘密斗争与合法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他以“同春堂”药店医生的身份作掩护，广泛接触工人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他坚持“穷人吃药,富人拿钱”的行医原则，很受工人群众欢迎。

在组织建设上，郭子化先后发展了矿工李长庚、陈二友、梁允才、傅宝兴、王明增、王宝学等人加入了党组织，于1933年2月建立了中共枣庄矿区支部。1933年3月，建立了中共枣庄矿区工委，郭子化任书记，褚雅青、陈二友、梁允才、王明增任委员。

郭子化在枣庄党组织发展的界别上，由原来仅限于产业工人，逐步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在医药界、商业界、教育界、军政界和农村先后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就连韩复榘在枣庄的驻军以及枣庄警察局内部也发展了党员。“同春堂”药店成为枣庄党组织的活动中心。

郭子化看到和听到煤矿工人议论最多的还是分“花红”不均的问题。对里工、外工不平等待遇,反应极为强烈。于是和矿区工委决定再次发动和领导工人开展争“花红”斗争。

为了确保这次斗争的胜利，郭子化和矿区工委首先从宣传教育入手，利用工人骨干和积极分子，到外工中进行宣传发动，在矿区广泛宣传外工在煤矿生产上的重要作用。通过宣传发动，争取广大里工和矿警士兵对外工的同情和支持。其次，在斗争策略上，利用黄色工会(资本家组织的工会，工人们称“黄色工会”)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支持外工的斗争。在斗争方法上，要求党组织的负责人尽量隐蔽，公开的活动让有威望的工人代表出面与资本家交涉。同时，矿区工委进行了明确分工：王明增、傅宝兴、梁允才、周宗勤、李殿臣、王宝亮等负责里工的宣传教育；郭日高、李殿臣等负责对矿警的宣传；邱焕文、褚雅青负责社会宣传，争取各界人士对工人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1933年5月1日，矿区工委在陈郝村召开了工人罢工动员大会，提出了“外工也要分得花红”的口号和条件，并选派53名代表与中兴公司交涉。资本家勾结国民党枣庄驻军，以商谈条件为由，将工人代表诱骗到俱乐部速捕并准备押送济南。郭子化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采取措施，组织工人包围了火车站。资本家和反动当局害怕事态扩大，不得不释放工人代表，并且答应每个外工发半吨煤作为“花红”。这是枣庄工运史上第一次取得争“花红”斗争的胜利。

1934年秋冬之际，郭子化命令丛行瑞留在沛县进行党组织的恢复工作。丛衍瑞又找到刚从外地回来不久的张光中，并和他一起来到枣庄，向郭子化汇报了沛县党组织的恢复情况，研究了以后党组织如何继续活动等问题。

1935年2月，郭子化召集有张光中、丛衍端、王明增、陶洪瀛、李韶九、丛林、郭致远、褚雅青等参加的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会议选举郭子化为临时特委书记，并把“同春堂”药店作为临时特委机关。当时党组织开设的药店，除了“同春堂”药店外，还有邱焕文开设的同顺兴药店，褚雅青开设的广仁医院，李韶九开设的中美商社。根据工作需要，枣庄党组织将同顺兴药店和中美商社合并，成立了中西药品运销合作社。

1935年3月，郭子化授意李韶九等人联合枣庄70余家医院、药店,成立了枣庄医药工会，推举中共党员李韶九为会长，邱焕文、李微冬、褚雅青等为理事，整个鲁南医药界遂成为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掩护网。

（文图均为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院提供 记者 王兆虎 整理）